翻译 | 精神分析的第三者:与主体间性临床现象的工作(3/3)

精神分析的第三者:与主体间性临床现象的工作

(3/3)

作者:托马斯 · 奥格登

翻译:霍丽花、张楠楠、朱明珍(成都动力学咨询师连续两年训练项目学员)

校对:刘英华365体育投注欧洲足球赛_365体育 最大投注额_bet365体育投注日博 咨询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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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199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5:3-19

精神躯体与分析的第三者

      在本文接下来的部分,我将介绍一个分析互动的描述,在这个互动中,分析家经历的躯体错觉,以及分析家经历的一组相关的躯体感觉和躯体相关的幻想,构成了体验、理解和解释第三者的主要媒介。显而易见,这一阶段分析的进行取决于分析家识别和利用主体间临床事实的能力,这种临床事实主要通过身体感觉/幻想表现出来。

 

临床案例:泄密的心

     在这个临床讨论中,我将会讲述发生在B女士分析第三年的一系列事件。B女士是一名42岁的已婚律师,她的两个孩子都处于潜伏期的年龄。病人因为一些原因开始分析,但这些原因我们两人都不清楚;她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莫名的不满,尽管她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而且在工作中表现出色。她告诉我,她从未想过她会“最终进入分析家办公室”;“感觉就像我已经走出了伍迪·艾伦的电影”。

 

      前一年半的分析有一种不自然的、含糊的不安感。每次面谈我很困惑为什么B夫人要来,每次当她出现的时候,我都有点惊讶。病人几乎从不错过面谈,也很少迟到,而事实上,几乎每次面谈之前,她都会提前足够的时间来使用我办公室的卫生间。B夫人用一种有组织的、有点强迫性但又深思熟虑的方式说话;总有一些“重要”的主题要讨论,包括她母亲对于病人获得其父亲少量关注的嫉妒。B夫人觉得这与当前的困难有关,比如她在工作中无法从女性资深合伙人那里学习(“拿东西”)。尽管如此,这项工作有着肤浅的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似乎需要更大的努力来让病人“找到可以谈论的事情”。这位病人说,尽管她尽了最大的努力“在这里”,但她并没有在面谈中感到完全的“在场”。

    

      在分析进行到第二年末的时候,沉默变得越来越频繁,持续时间也更长,通常持续15到20分钟(第一年,很少有沉默)。我试着和B太太去谈她在沉默的一段时间中,她和我在一起的感觉是什么。她会回答说,她感到非常沮丧和困惑,但无法详细说明。我提出了自己的初步想法,关于沉默和移情-反移情之间可能存在一种关系——一种可能是在沉默之前或者是在之前的面谈中未被处理的移情-反移情的体验。这些干预措施似乎都没有改变这种情况。

      B夫人一再为没有更多的发言而道歉,并担心她会让我失望。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沉默和分析的毫无生气有关的疲惫感和绝望感逐渐增长。病人因为这种情况的持续而向我道歉,但她却越发沉默并且通过她的表情、步态和语调等来传达信息。此外,在分析的这个节点,B女士也开始在整个分析时段绞动自己的手,而且在沉默中更加有力。她使劲地扭扯着她的手指,用力地揉捏着她的指关节和手指,以至于她的手在一小时里变红了。

      我发现在这段工作时间里,我自己的幻想和白日梦异常稀少。我还注意到,我对B夫人的亲密感没有我想象的得那么强烈。一天早上,当我开车去办公室的时候,我想起了那天我会见到的人,不记得B夫人的名字。我理直气壮地说,我在我的预约簿上只记录了她的姓氏,从来没有用她的名字称呼她——也没有像许多病人那样,在谈论自己时提到她的名字。我想象自己是一名母亲,因为对孩子的出生有着深刻的矛盾心理,所以在孩子出生后无法给她起名字。B夫人几乎没有告诉我她的父母和她的童年。她说她以“公平和准确”的方式告诉我她父母的情况对她来说非常重要。她说,当她找到正确的方法和正确的话语时,她会告诉我关于他们的事情。

 

    在这段时间里,我患上了一种我认为是轻微的流感,但我能坚持与我所有病人的分析约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注意到我在与B女士的会面中持续感到身体不适,心神不宁、恶心和眩晕。我觉得自己像个很老的人,出于一些我无法理解的原因,我对自己的这一形象感到安慰,同时又深深地憎恨它。在一天的其它时间里,我没有感到到类似的感受和身体上的感觉。我的结论是,这反映了下列事实,即与B夫人的会面一定让我特别感到精疲力尽,并且在与她的面谈中,长时间的沉默让我比与其他病人的会面更能自我意识到我的身体状况。


      回想起来,我能够认识到,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感觉到和B夫人在一起时弥漫的焦虑。然而,当时我只是潜意识地意识到了这种焦虑,很难将其与我正在经历的身体感觉区分开来。就在我和B夫人见面之前,我会经常找些事情做,比如打电话、整理文件、找本书等等。所有这些都延迟了我在候诊室会见病人的时间。结果,我偶尔会在开始工作的时候迟到一分钟左右。
 

      B夫人似乎在每一节开始和结束时专心地看着我。当我问她这个情况的时候,她道歉了,并说她没有意识到这样做了。病人对此的联想有一种枯燥乏味的,高度控制的感觉,并集中在她工作中的困难和对她孩子可能有情绪方面问题的的担忧上——她带自己年长的孩子去找儿童精神病医生做咨询,因为她担心他在学校不能很好地集中注意力。我说,我认为B女士是担心她自己作为一个母亲的价值,正如她担心她作为一个病人的价值(这部分解释是正确的,但未能解决咨询中核心焦虑的原因,当我将要讨论时候,我无意识地防御承认它)。

    

      在我就病人对她作为母亲和被分析者的价值的自我怀疑进行干预后不久,我觉得口渴,于是坐在椅子上喝一口水,这水放在我的椅子旁边的地板上(我已经在很多场合做都是这样,在B夫人的治疗中,以及与其他病人也一样)。就在我伸手去拿杯子的时候,B夫人突然(在分析中第一次)在沙发上转过身来看着我,吓了我一跳。她脸上带着惊恐的表情,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怎么了。”
   

      只有在这种强烈的时刻,有一种恐怖的感觉,某件灾难性的事情正在发生在我身上,我才能够为自己命名那一段时间以来一直背负的恐怖。我意识到我一直感觉到的焦虑(主要是无意识的和原始象征性的)和(主要是无意识的和原始象征性的)对与B夫人会面的恐惧(反映在我的拖延行为中)与一种无意识的感觉/幻想直接相关,即我身体不适、恶心和眩晕的症状是由B夫人引起的,她正在杀死我。我现在明白了,几周以来,我一直被无意识的信念(身体里的幻想,Gaddini,1982年,第143页)所消耗,那就是我得了重病,也许是脑瘤,在那段时间里,我害怕自己会死去。在分析的这一时刻,我感到非常欣慰,因为我开始理解这些想法、感觉,以及和感觉是分析中发生的移情-反移情事件的反映。作为对她惊恐地转向我的回应,我对B夫人说,我认为她害怕我身上发生了可怕的事情,我甚至可能会死去。她说她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但是当她听到我在椅子上移动时,她充满了我心脏病发作的感觉。她补充说,她觉得我看起来苍白有一段时间了,但她不想侮辱我,也不想这样说让我担心( B夫人用这种方式向我讲述她的看法、感受和幻想的能力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一个重大的心理转变已经开始发生)。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意识到B夫人是想带我去看医生,而不是她的大孩子。我意识到,我刚才对她自我怀疑的解释已经相当离谱,病人试图告诉我的焦虑是她担心我们之间会发生灾难性的事情(会杀死一个人或两个人),必须找到第三个人(缺席的父亲)来防止灾难发生。在B夫人的工作时间里,我经常在椅子上移动,但是只是在上面描述的时刻,我移动的噪音才变成了一个以前不存在的“分析对象”(主体间产生的分析意义的载体)。我自己和病人作为独立个体思考的能力被我们都陷入的共同的无意识幻想/躯体错觉的强度所吸引。无意识幻想反映了一组重要的、高度冲突的B夫人的无意识内部客体关系,这些关系在分析中以我的身体错觉的形式,结合她对我身体的错觉恐惧(对我的身体)和她自己的感官体验(例如,她的绞手),被重新创造出来。

 

      我告诉B太太,我觉得她不仅害怕我快死了,而且还担心她是直接导致我死的原因。我说,就像她担心她会对儿子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并把他带到医生那里一样,她担心她会让我病得很厉害,以致于我就会死。这时,B太太的绞手和拽手指的动作停了下来。后来我意识到,当B夫人开始用手部动作作为她语言表达时的伴奏时,我不记得曾经见过她的手分开过(例如,它们既不碰对方,也不以僵硬、笨拙的方式移动)。病人说我们所谈论的事情对她来说是真实的,但她担心她会忘记我们那天面谈里发生的一切。

      B夫人的最后一句话让我想起了我自己无法记住她的名字,我幻想着做一名母亲,不愿意完全承认她的孩子的出生(不给它起名字)。我现在觉得,我自己的遗忘行为和相关的幻想所表现的矛盾心理(以及B夫人的矛盾心理,表现为她担心自己会抹去对这次会面的所有记忆)反映了B夫人和我共同持有的一种恐惧,即在分析中让她“出生”(即变得真正活着并在场)会对我们俩构成严重威胁。我觉得我们已经创造了一种无意识的幻想(主要以身体体验的形式产生),在分析中她复活(她的出生)会让我生病,可能会杀死我。为了我们两个人,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防止出生(和死亡)的发生。

 

      我对B太太说,我想我现在明白了一点,为什么她觉得,尽管她付出了很多努力,她还是感觉不到和我在一起的感觉,而且越来越不能想说什么。我告诉她,我认为她试图在她的沉默中隐形,就好像她并不是真的在这里,她希望这样做能减轻我的压力,使我不至于生病。

  

      她回答说,她意识到自己不断地在向我道歉, 有一段时间,她对感受到的自己非常厌倦,但她没有告诉我,她感到很抱歉,她曾经“卷入(分析)这件事”,并希望她能“抹掉它,让它永远没有发生”。她补充说,她认为这样做我也会过得更好,她想象我很后悔当初答应和她一起工作。她说这和她记事以来的感觉很相似。尽管她的母亲一再向她保证,她很高兴怀了她,并期待着她的出生,但B夫人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她的母亲根本就不想要孩子。当病人出生时,B夫人的母亲已经快30岁了,父亲40多岁了;她是独生子,据她所知,没有其他的怀孕。B太太告诉我,她的父母是非常“忠诚”的人,因此她觉得这样说很没有礼貌,但她父母的家对她来说并不是孩子的家。她的母亲把所有的玩具都放在了B太太的房间里,这样她的父亲,一个“严肃的学者”,在晚上和周末的下午读和听音乐时,不会被打扰。

      B夫人在分析中的行为似乎反映了一种巨大的努力,即表现得“像个成年人”,不要用非理性或幼稚的想法、感情或行为来扰乱“我的家”(分析)。我想起了她在会谈一开始时, 关于她在我办公室里感受到的陌生感和不真实感的评论(感觉她已经走出了伍迪艾伦的电影)。B夫人不知不觉地在她需要我的帮助和她害怕为她自己(在我心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行为会耗尽或杀死我之间左右为难。我能够理解我对脑瘤的幻想(以及相关的感官体验),这是一种无意识幻想的反映,即病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增长,贪婪地、自私地、破坏性地占据了它不该占据的空间的生长。
 

  

      在告诉我她对父母家的感受后,B夫人重申了她的担心,她担心她呈现了一张关于她父母(尤其是她的母亲)的失真照片,这样一种让我去看她母亲的方式让我不能准确地映射出她是谁。然而,病人补充说,这次分析感觉比现实更能够准确地映射母亲。

    

      在这些交流中,在分析中,我第一次感觉到房间里有两个人在互相交谈。在我看来,B夫人不仅能够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更充分地思考和说话,而且我还感觉到,我在思考、感受和体验着某种真实和自发性的感觉,这是我以前在分析中所没有的。回想起来,我与B夫人的分析工作到目前为止,有时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分析家(“老人”)过于尽职尽责。我不仅使用了他经常使用的短语,而且有时说话的语调也和他有关。只是在刚刚描述的分析转变之后,我才完全认识到这一点。我在被讨论的分析工作阶段的经历“迫使我”体验到潜意识的幻想,即作为一名分析家,我完全认识到自己只能以牺牲自己另一部分的死亡(一名内在分析家/父亲客体的死亡)为代价。与我想象中的老人有关的安慰、怨恨和焦虑反映了我和我的分析家/父亲一样的安全感,也反映了我想要摆脱他(在幻想中,杀死他)的愿望。后一种愿望伴随着对我会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恐惧。与B夫人的经历,包括把我的想法、感觉和感觉用语言表达出来的行为,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分离和哀悼形式,到那时为止我还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对分析中的第三者概念的结论意见

      最后,我将试图将前面两次临床讨论中明确或隐含的关于分析中第三者概念的一些想法汇集在一起。

 

      分析过程反映了三个主体的相互作用:分析家、被分析者和分析中的第三者。第三者是分析家和被分析者所创造的,同时分析家和被分析者(作为分析家和被分析者)是由第三者创造的(没有分析家,没有被分析者,也没有分析第三者的在场。)因为第三者是由分析家和被分析者在他或她自己的人格系统、个人历史、心身构成等背景下体验到的。第三者体验(尽管是共同创造的)对于每个参与者来说并不相同。此外,第三者是不对称的结构,因为它是在分析设置中产生的,分析家和被分析者的角色之间的关系有力地定义了这种环境。结果,被分析者的无意识体验以特定的方式被赋予特权,即被分析者的过去和现在的体验被分析家视为分析话语的主要(尽管不是唯一的)主体。分析家在第三者中的经验主要被用作理解被分析者有意识和无意识经验的工具(分析家和被分析者不是民主地参与到相互分析过程中)。
  

      分析第三者的概念提供了主体与客体、移情与反移情相互依存的概念框架,这有助于分析家密切关注并清晰地思考他遇到的无数主体间性临床事实,不管它们是不是他脑子里那明显自恋的闲言碎语,或者似乎是与被分析者无关的身体感觉,或是由分析双方在主体上产生的任何其他“分析对象”。